中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在纪念革命前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回顾他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重温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倍感亲切。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冶方同志以一名老党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理论勇气，联系实际，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不少是具有很高的前瞻性、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经济活动应遵循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从50年代起，冶方同志就经常强调：讲经济，就是要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在1964年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中，他更加鲜明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他认为价值和价值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础，“最小——最大”原则是贯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冶方同志这里说的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没有市场的作用。这是他的明显局限。但在当时能这样鲜明地提出以经济规律、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实属难能可贵。由此，冶方同志还强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单位的国有企业，应该把加强经济核算、讲究劳动效果、提高经济效益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提出利润是考核经济效果的中心指标或最综合的指标，管理者应当牵住利润率指标这个“牛鼻子”，而不应去“抬牛腿”——抓那些名目繁多的产品产量等实物指标。这在当时更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观点，冶方同志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冶方同志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已为我国改革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当前，我们面临的一大任务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经营状况，转到集约型经营为主的轨道上来。冶方同志的观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二、重视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冶方同志认为，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要靠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因为这样做投资少，收效快，经济效果高。而且与新建企业相比，现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大头，是工业现代化的主战场。

冶方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而我国原来的设备管理制度对此未予考虑，折旧率定得太低，固定资产消耗难以得到足额补偿，设备更新被大大延期。而且折旧基金没有全部留给企业，甚至大部分给上级主管部门拿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难度。还有一些最不合理的规定，就是大修理必须遵守“不增殖、不变形、不移地”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管理制度。不进行根本改革，现代化建设无法展开。为此，冶方同志力主提高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折旧基金应当全部留给企业，并彻底改变大修不能“移地、变形、增殖”等不合理的制度，提出折旧和大修理都要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冶方同志的这些论述，主张把经济建设中的速度与效益真正结合起来，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且把这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制度联系起来。这与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改革经济科技体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认为经济体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倡导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早在1961年，冶方同志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他指出：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至于体制中的其他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等，在企业的职权问题解决以后，是容易解决的。冶方同志还对什么是应当属于企业的职权，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冶方同志的这些论述，把体制问题从政府内部的行政分权关系转到了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问题，抓住了经济体制的真正要害。其正确性已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实。在详细占有材料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冶方同志发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效率不高，浪费严重，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等弊端，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体制有毛病。对此，他提出：全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需要不断改进和变革。他强调：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旧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体制修修补补，而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冶方同志是我国最早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他的上述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预见性。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